程千帆白若蘭 作品
第426章 自白書
“組織上已經向國民政府提交了駐上海八辦的名單，伯特利醫院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也在裡面。”彭與鷗喝了口茶水，說道。
程千帆驚訝的看了彭與鷗一眼，沒想到彭與鷗竟然想到了這個辦法、幾近完美的解決了危機，他心中暗暗點頭，讚歎不已。
國立復旦大學正在為秋季開學做準備，轟隆而過的日軍飛機，傾瀉在校園裡的炸彈，江灣鎮周圍越來越近、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打散了復旦師生對新學期的憧憬。
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復旦大學可能將向學生們發出校史上首個‘取消開學’的通知。
復旦大學副校長南軒先生在學校內部會議上表示，‘懷著“本校傳統的愛國精神，絕不許我們在敵人鐵蹄下開學“的信念，’學校要為上海可能淪陷做準備:
學校要開始整理、從日機的轟炸下搶救重要檔案、文史資料、重要儀器，做好撤離上海的準備。
其中，包括復旦大學，以及已經部分提前撤離上海的同濟大學等等高校的歷史教授們也接到了任務:
編寫、保護歷史教材，告訴子孫們我們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避免亡國滅種！
鑑於復旦大學目前的情況，出於安全考慮，白若蘭也不能在新學期來學校旁聽。
程千帆藉口來為白若蘭領取課本和講義，順理成章的和彭與鷗會面。
……
針對伯特利醫院之事，程千帆同彭與鷗進行了嚴肅的討論:
如何避免我黨同志因為孩子們無意間的舉動而暴露。
討論的話題有些可笑。
孩子的天性是純真的，孩子們何其無辜。
但是，現實卻是無比殘酷的。
類似的事件此前也曾經發生過。
最著名的莫過於任培國同志當年在公共租界被捕之事。
當時，任培國同志前往靠近楊樹浦工廠區一幢石庫門的二層樓房，參加秘密會議。
不過，此住所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偵知。
在任培國尚未到來之時，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三名提前趕到的與會同志，巡捕行動迅速，以至於同志們沒有來得及發出示警訊號。
任培國來到會議地點後，見門上並沒有顯現出事的信號，以為一切正常，便信步登上臺階，敲響了房門。
門剛打開一半，警覺的任培國立刻發覺情況異常，轉身即欲離去，但為時已晚，多名巡捕衝出來，雙手按扣住他。
一個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該機關一位女士，說出任培國的身份和姓名。
這名女士是郭亮烈士的遺孀李燦英同志。
抱著犧牲之決心的李燦英堅決表示“不認識來人”。
任培國也立刻解釋說走錯房門了。
但恰在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李燦英有個三四歲的兒子，名叫郭志成，是李女士和郭亮烈士的兒子。
任培國非常疼愛這名烈士子女，經常從自己微薄的生活費中省錢出來給孩子買糖果，補充營養，故而孩子與他很親近。
雨霧中，三歲的小志成辨認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後，便一下子撲了過去，親熱地依偎在任培國身上……
如此，任培國被捕。
不過，他始終沒有暴露真正的身份，再遭受了三十多天的嚴刑拷打，依然不承認自己是紅黨。
而當時正領導特科的翔舞同志親自指揮，設法託關係、又請律師、打官司，將任培國同志營救了出來。
程千帆和彭與鷗討論一番，依然沒有太好的辦法解決類似事件。
革命同志也有愛情，也要結婚生子。
說句最直接也最殘酷的話，沒有了孩子們，同志們犧牲了，誰來繼續革命！
而且，在地下潛伏工作中，有了家庭，有孩子們的存在，本身便是很好的掩護。
所以，這種情況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更加謹慎小心一些。
不過，彭與鷗接受了程千帆的建議:
潛伏人員，禁止在平素生活中向孩子們提及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事情，譬如說，具體到此事，不能教導孩子們認識‘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之類的標語性質文字，具體到以後，考慮到上海可能淪陷之情況，便是不能教導孩子們認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標語性文字。
可以教導孩子識字，但是，不能針對性的教導標語性文字。
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無論是程千帆還是彭與鷗都是格外重視。
……
程千帆向彭與鷗彙報了劉波被引渡之事，特別提及了劉波在被押上囚車之時高歌《國際歌》的場景。
“這一幕實在是太震撼了。”程千帆摸出煙盒，他看了一眼窗外走過的同學們，沒有給彭與鷗遞煙，而是自己抽出一支菸，然後隨手將煙盒放在桌面上，請彭與鷗自己拿。
程千帆驚訝的看了彭與鷗一眼，沒想到彭與鷗竟然想到了這個辦法、幾近完美的解決了危機，他心中暗暗點頭，讚歎不已。
國立復旦大學正在為秋季開學做準備，轟隆而過的日軍飛機，傾瀉在校園裡的炸彈，江灣鎮周圍越來越近、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打散了復旦師生對新學期的憧憬。
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復旦大學可能將向學生們發出校史上首個‘取消開學’的通知。
復旦大學副校長南軒先生在學校內部會議上表示，‘懷著“本校傳統的愛國精神，絕不許我們在敵人鐵蹄下開學“的信念，’學校要為上海可能淪陷做準備:
學校要開始整理、從日機的轟炸下搶救重要檔案、文史資料、重要儀器，做好撤離上海的準備。
其中，包括復旦大學，以及已經部分提前撤離上海的同濟大學等等高校的歷史教授們也接到了任務:
編寫、保護歷史教材，告訴子孫們我們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避免亡國滅種！
鑑於復旦大學目前的情況，出於安全考慮，白若蘭也不能在新學期來學校旁聽。
程千帆藉口來為白若蘭領取課本和講義，順理成章的和彭與鷗會面。
……
針對伯特利醫院之事，程千帆同彭與鷗進行了嚴肅的討論:
如何避免我黨同志因為孩子們無意間的舉動而暴露。
討論的話題有些可笑。
孩子的天性是純真的，孩子們何其無辜。
但是，現實卻是無比殘酷的。
類似的事件此前也曾經發生過。
最著名的莫過於任培國同志當年在公共租界被捕之事。
當時，任培國同志前往靠近楊樹浦工廠區一幢石庫門的二層樓房，參加秘密會議。
不過，此住所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偵知。
在任培國尚未到來之時，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三名提前趕到的與會同志，巡捕行動迅速，以至於同志們沒有來得及發出示警訊號。
任培國來到會議地點後，見門上並沒有顯現出事的信號，以為一切正常，便信步登上臺階，敲響了房門。
門剛打開一半，警覺的任培國立刻發覺情況異常，轉身即欲離去，但為時已晚，多名巡捕衝出來，雙手按扣住他。
一個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該機關一位女士，說出任培國的身份和姓名。
這名女士是郭亮烈士的遺孀李燦英同志。
抱著犧牲之決心的李燦英堅決表示“不認識來人”。
任培國也立刻解釋說走錯房門了。
但恰在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李燦英有個三四歲的兒子，名叫郭志成，是李女士和郭亮烈士的兒子。
任培國非常疼愛這名烈士子女，經常從自己微薄的生活費中省錢出來給孩子買糖果，補充營養，故而孩子與他很親近。
雨霧中，三歲的小志成辨認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後，便一下子撲了過去，親熱地依偎在任培國身上……
如此，任培國被捕。
不過，他始終沒有暴露真正的身份，再遭受了三十多天的嚴刑拷打，依然不承認自己是紅黨。
而當時正領導特科的翔舞同志親自指揮，設法託關係、又請律師、打官司，將任培國同志營救了出來。
程千帆和彭與鷗討論一番，依然沒有太好的辦法解決類似事件。
革命同志也有愛情，也要結婚生子。
說句最直接也最殘酷的話，沒有了孩子們，同志們犧牲了，誰來繼續革命！
而且，在地下潛伏工作中，有了家庭，有孩子們的存在，本身便是很好的掩護。
所以，這種情況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更加謹慎小心一些。
不過，彭與鷗接受了程千帆的建議:
潛伏人員，禁止在平素生活中向孩子們提及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事情，譬如說，具體到此事，不能教導孩子們認識‘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之類的標語性質文字，具體到以後，考慮到上海可能淪陷之情況，便是不能教導孩子們認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標語性文字。
可以教導孩子識字，但是，不能針對性的教導標語性文字。
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無論是程千帆還是彭與鷗都是格外重視。
……
程千帆向彭與鷗彙報了劉波被引渡之事，特別提及了劉波在被押上囚車之時高歌《國際歌》的場景。
“這一幕實在是太震撼了。”程千帆摸出煙盒，他看了一眼窗外走過的同學們，沒有給彭與鷗遞煙，而是自己抽出一支菸，然後隨手將煙盒放在桌面上，請彭與鷗自己拿。